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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说中的北宋1亿人口,要归功于王安石新法,尤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2019-10-16 来源:有历史 编辑:admin

宋朝素有富宋之称,但是富宋的外表下是对人民课以重税,对官员士绅过度优待,“恩逮于百官者,惟恐其不足;财取于万民者,不留其有余”。除此之外,宋朝还“不抑兼并,田制不立”,任由富民兼并侵吞贫民田地。这样的制度,无疑会导致政府缺乏自耕农作为税源,执行力低下等一系列问题。

一、宋代河南居然有一片“西大荒”

无论是封建社会还是近现代,水利设施对于经济发展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如果说要致富,先修路的话;那么要发展农业,首要就得搞水利。

而北宋王朝则对于恢复水利设施显得非常不作为,这既有政府懒于投入大规模开支兴建恢复水利设施的因素,也有地方官员害怕被指责劳民伤财而因循守旧的因素。

苏辙《御试制策》:而当今自楚之北,至于唐、邓、汝、颍、陈、蔡、许、洛之间,平田万里,农夫逃散,不生五谷,荆棘布野,而地至肥壤,泉源陂泽之迹迤逦犹在。其民不知水耕之利,而长吏又不以为意,一遇水旱,民乏菜菇。往者因其死丧流亡,废县罢镇者,盖往往是矣……尝闻之于野人,自五代以来,天下丧乱,驱民为兵,而唐、邓、蔡、汝之间,故陂旧堤,遂以堙废而不治,至今百有余年。

苏辙所说的地区,主要是当代河南中西部,从南阳盆地往北直到洛阳以东,汴京以西。

可以看到,从南阳盆地到河南中部之间,缺乏东北-西南向的河道,又有南阳盆地东部的方城山脉(宛东丘陵)阻隔。虽然有不少淮河支流流过,但这些支流在河南中部所流过的基本都是上游,水量颇为有限。因此,河南中西部大部分地区的灌溉非常依赖于水利建设。

伏牛—桐柏山两侧的唐、邓、蔡、汝等州因唐末战乱时多为战场,人户凋零,一直处于地广人稀状态,水利设施废弛。北宋建立百年以来,对此无所作为,甚至进入仁宗朝之后,赋役日重,河南中西部百姓本就贫苦,不堪其负,产生了大量的荒田。

《宋史·食货》载:皇祐、治平,三司皆有《会计录》,而皇祐中垦田二百二十八万余顷,治平中四百四十万余顷.....是时,累朝相承,重于扰民,未尝穷按,故莫得其实,而废田见于籍者犹四十八万顷。

到宋神宗继位时,登记在册的荒田已经达到了48万顷,而英宗治平年间登记在册的田地也才480万顷。水利废弛的河南中西部地区,当然更是田地荒废的重灾区。

无疑,如果这个问题没有解决的话,北宋末期人口在一亿左右(据葛剑雄先生估计)的盛况是不可能出现的。需知后世元朝疆土远大于北宋,巅峰人口却不过9000万。

二、王安石亮妆上阵

宋代士大夫大多是嘴上工夫,一到实际操作时便露怯。但是上天给宋神宗送来了气魄惊天的一代名相王安石,荆公的变法政策极多,不便一一赘述,这里只说农田水利法对于农业的恢复和振兴作用。

农田水利工程的特点,一方面是如果予以实施,未必能看到立竿见影的收益; 另一方面是即使不加以实施,也不会立即危害到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。在人浮于事,官员大多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宋代,对于水利问题就产生了普遍性的懒政。

但是雷厉风行的王安石一上台就不一样了,一声令下,农田水利法上马,农田水利被直接列为官员政绩考核和升迁的标准。

王安石十分重视群策群力,“吏民能知土地种植之法,陂塘、圩垾、堤堰、沟洫利害者,皆得自言;行之有效,随功利大小酬赏”,向官民有偿征集意见,用来自基层的意见解决基层问题。而民间为了赏赐也踊跃响应,“自是四方争言农田水利,古陂废堰,悉务兴复”。

对于老百姓开荒垦田,王安石令官府予以补助扶持。

而官员兴建农田水利,招纳安置流民,则以翔实的指标进行评定考察,予以奖励。考虑到不可能所有地方官都能对农田水利有作为,王安石又下令“在官三年,无隳损堙塞者赏之”,即只要能让水利状况不恶化,也能合格而受赏,但如果这都做不到,就只有被惩罚了。

农田水利的兴建需要很大财政投入。不过王安石变法期间,通过青苗法、市易法、免役法等法度打击豪强,与豪民争夺财源,扩大了政府财政开支,也为大规模兴建水利提供了资金基础。

在“农田水利法”下达全国不到7年的时间里,全国兴修的水利工程就已达17093处,灌溉民田更是高达36177888亩。熙丰年间全国修复和新建的较大规模灌溉工程遍布全国各地,但从上表可见,京西路,即河南中西部的建设是最多的,这无疑是因为京西路是水利荒废的重灾区。

熙宁时期农田水利法的规模与成效,官员为督促田户修整陂塘,甚至采取了鸣鼓督催的方式,堪称一场声势浩大的农田水利运动。这些工程不但在当时促进了当地农业经济的发展,其带来的长远利益甚至一直延续到明代。

在京西路,即河南中西部地区,水利设施的广泛恢复带来的是移民和流民的广泛迁入和安置,灾荒年间产生的灾民很多也被安置在这些地方。北宋时期迁入南阳盆地的移民来源众多,契丹、陕西、河北、湖北、淮南、河东等地都有人口向南阳盆地迁徙。

人口得以上升,带来的是荒田纷纷开垦。由于水利的兴建,这些地区得以建设大量水田,种植水稻,人们由以前的“不习水田之利”到“粳稻大丰收”。对于水源的使用,宋神宗时代也颁布了严格的管理条例,神宗元丰二年(1079)三月诏令,“禁伊洛上源私取水者……惟西京分引入城,下流还归洛河”,来确保农业用水。

经过农田水利法的改革,京西路的河洛、汝颍、唐邓等地,由唐末五代到北宋前中期的“人稀,土不膏腴”,“土地褊薄,迫于营养”,得到大规模的发展,成了经济较为富庶的地区。

到北宋崇宁元年,即公元1102年,京西路被分为京西南路和京西北路,两路合计100万户、225万口,由于宋代口数只统计男口,实际上是450万口以上。当时北宋全国人口则在9000万以上,算上隐户很可能达一亿。由这个数据可见,京西地区的农业和人口得到了有效的恢复。

三、王安石也推不动江南改革

然而即便是大刀阔斧、富于气魄如王安石,在农田水利法的推行中也有难以解决的问题。

在江南地区,地狭民稠,水利工程被往往侵占为耕地,因此破坏了整体农业环境。

曾巩曾描述 江南宁绍平原上鉴湖的状况:

宋兴,民始有盗湖为田者……三司、转运司犹下书切责州县,使复田为湖。然自此吏益慢法,而奸民浸起,至于治平之间,盗湖为田者凡八千余户,为田七百余顷,而湖废几尽矣……故说虽博而未尝行,法虽密而未尝举,田者之所以日多,湖之所以日废,繇是而已。故以为法令不行,而苟且之俗胜者,岂非然哉!

很显然,大规模围湖造田,虽然可以获得一时的收益,但不利于长远的农业发展,湖泊的缩小,不但对灌溉和渔业不利,湖泊蓄水能力下降,涝无蓄泄之所,旱无荫灌之水,更是容易发生水旱等自然灾害。

但比起兴修水利,还田为湖更容易损害富民利益。而宋朝的国策,又是以保护富民为基础。而宋朝的官员也大多瞻前顾后,因循守旧,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,如苏轼就曾站在富民立场上说——“古陂废堰,多为侧近冒耕,岁月既深,已同永业。茍欲兴复,必尽追收,人心或摇, 甚非善政”,来表示对还田为湖的反对。

虽然在江东地区还田为湖取得了很多成果,但更多时候还是因为既得利益者的反对而失败。如沈括在两浙兴建水利,导致当地富民攻讦,“苏人诉沈括等所筑民田岸围,侵坏良田,横费公私钱”,而两浙地区的水利事业也未能得到充分改观。

大量湖泊池塘被侵占后,江东地区靠着风调雨顺的优势,虽然依然人口稠密,地方富饶,但是自然灾害却极大增多。

苏轼曾上奏说“熙宁中,张能、沈起首行此事,至浙中饿死百余万人。臣闻熙宁中,杭州死者五十余万”。他这是攻讦新党,所言也颇有夸大之处。然而两浙、杭州这样的地方发生大规模饥荒,饿死者甚多,显然与湖泊水塘被大规模侵占导致自然灾害加剧有极大的联系,反而显出旧党因循守旧的恶劣影响。

然而面对富民恃强勾结官吏,围湖造田,妨碍法度,即便是铁腕如王安石也只能徒呼奈何。农田水利法的实行,能解决京西路地方荒芜的情况,恢复人口民生,却填不了江东之地富民的贪婪之心,只能眼睁睁看着两浙之地,一旦水旱发生,便死者无数。

参考资料:《试论宋代河洛地区的农业生产》

陈晓珊《北宋农田水利法推行中的区域差异现象——以南阳盆地的水利事业与河北移民为线索》

梁方仲《中国历代户口、田地、田赋统计》

《宋史》

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